2012年10月22日，方勇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新子学”构想》长文，重点阐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子学的产生发展与“新子学”；二是“新子学”将扎根传统文化沃土，以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西学；三是“新子学”将承载“国学”真脉，促进传统思想资源的创造性转化。方勇先生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子学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庄子学史》与《子藏•庄子卷》的出版，可以说是近年来子学研究与整理的重大成果；而今方先生提出“新子学”的概念并勾勒出其基本框架，可以说是中国诸子学研究乃至中国学术研究的大事。笔者不揣浅陋，也想说几句自己关于“新子学”的想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子学的基本精神

　　这里需要先从文化的特点说起。我们知道，人类最初跟动物本没有区别，坦身露体，茹毛吸血，当人们开始使用工具、开始保存并使用火种、开始形成语言、开始固定族群间的关系并努力附丽人生的时候，文化就产生了。文化最本质与最核心的特征是赋予人生以意义——其实，人生的意义都是人本身赋予的，不是吗？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每个族群的文化的发生都是不一样的，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文化是在古希腊、古罗马、古希伯来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商业文明是其核心内容，它重视个体价值与物质利益，赋予人生以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意义（只是针对族群内部）。而中国文化则根植于东亚依山傍海的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之中，根植于农耕文明和宗法制社会的沃土之中，它重整体与道德修养，赋予人生以仁义、忠信、真诚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伊斯兰宗教文化并没有不同，都是各族群先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来附丽人生，从人生为何活着、人生怎样活着、人生为何死亡、人生怎样死亡等方面来思考人生的结果，也本没有高下、优劣的区别。

　　回过头来再说子学。子学的产生是中国文化发展、定型的结果。我们知道，西周末年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周天子式微，宗法制观念受到了挑战，是维护发展宗法制度，还是批判、否定宗法制度？当时新兴的士阶层开展了所谓的百家争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原道》中说：“人人自以为道德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大致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儒家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在仁、义的原则指引下，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形成了儒家所谓的仁义道德；墨家主张“兼爱”、“非攻”，要求“节葬”、“节用”、“尚同”、“尚贤”，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挑战宗法制观念；道家则标举道德的大旗，尚无贵虚，借此批判儒家学说，否定宗法制观念……动荡的时代、活跃的思想、百家的争鸣，成就了一个个中华民族文化巨人。方勇先生将子学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实为精当之言，兹不赘言。

　　子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子学的基本精神即在于它的实践理性，这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之一。在天人合一观念的支配下，中国人的思维重整体的直觉，以整体的方式思考现实与人生。一方面，它的基本理论学说都是对现实的反思；另一方面，它又指导着人们的生活，赋予人生以意义。中国的文化是诗的，中国人的人生是艺术的。

　　二、“新子学”的主旨

　　前面说过，农耕文明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一，受自给自足的个体农耕经济的影响，中国人既能容己亦能容人，所以包容性是中国文化的主要品格，这一点从中国文化对外来宗教的态度上可见一斑。佛教在汉时传入中国，伊斯兰教在唐代传入中国，基督教在明代传入中国 基督教的分支曾在唐代、元代传入中国，但并没有流传开。直到明代晚期，基督教（新教）传入后，才在中国大范围地传播开。，中国文化以开放的胸襟包容了它们。尤其是佛教，因其与道家学说相契合，渐渐融入中国文化，成为一部分中国人的人生信仰。在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墨、名、道、法等诸家“争鸣”本身即是文化包容性的一种体现。

　　在子学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出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吏为师的情况，虽然出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官方之显学的局面，但其他诸家的学说并没有湮没无闻，尤其是道家潜滋暗长，与儒家相辅相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其实，儒家、道家就如太极图中的阴阳鱼，儒家承继《周易》乾道的功能与特征，道家承继《周易》坤道的功能与特征，二者是同源互补的，维持着一种动态的平衡。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此格局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正是这种稳定性使中国文化具有了超强的生命力。从历史上看，魏晋时“五胡乱华”、元时蒙古族入主中原、清时满族一统河山，这些都没有阻断中国文化的进程，反而彰显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中国民族命运多舛，虽经历数千年而没有亡族亡种，这本身不就是一个奇迹吗？

　　晚清以来，西方列强及日本的长枪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陷入了一百余年的灾难之中。一些有识之士希望改革图强，先是洋务运动，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号召，希望能够实业救国，但所获了了；接着是“戊戌变法”，希望从体制制度上挽救中国的颓势，也以失败结束；再就是文化的变革，从白话文运动开始，中国古代文化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甚至连中国人世代使用汉字都成了劣等民族、未开化之民的标志，但中国的文化仍然在流传——只要中国人还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只要中国人还称之为中国人，中国的文化就不会消失。

　　我们简略回顾子学的发展史，回顾中国文化的发展史，就是要考虑以下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何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文化优秀的基因在哪里？在当前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凸显出怎样的价值？子学在中国古代文化体系中承担着怎样的角色？如何践行子学的基本精神？如何在破与立中对子学予以取舍？子学对现代文明的意义在哪里？在当前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子学的价值如何体现？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中国子学话语体系以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新子学”概念一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会接踵而来。寻找子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契合点、发挥子学在修养人心、发展社会、实现国家民族富强进程中的作用，正是“新子学”的主旨。

　　三、旗帜鲜明地弘扬“新子学”

　　笔者曾与一学者谈论孟子，令笔者没有想到的是，该学者开口即说“孟子比不上苏格拉底”，其依据则是“孟子的批判精神没有苏格拉底深刻”。一百余年来，很多中国学者迷失在西方的学术话语里，有的以西方文化为圭臬，以西方所谓的标准来批判中国的文化，延续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孕育无数代中国人的中国文化几成万恶之源；有的在西方的价值体系中寻找中国文化存在的价值，以中国文化暗合西方学术而窃喜；有的所谓学贯中西，试图会通中西文化，但仍以西方的价值观为普世价值，试图改造中国的学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中国文化就不能有自己的文化个性吗？中国学术就不能有自己的学术品性吗？孟子与苏格拉底相比究竟差在哪里？一个农耕文明与宗法制社会孕育出的思想家与一个商业文明孕育出的哲学家，比较优劣的依据是什么？就是西文所谓的那些普世价值吗？在著名的“濠梁之辩”中，庄子最后对惠子说“请循其本”，我们现在的学术也应该来循中国文化之本、循中国学术之本，坚持中国文化、中国学术本位。其实，所谓文化一般来说不外乎器物、制度、行为、理念等几个层面，而不管是老庄、孔孟思想，还是其他诸子学说，都属于文化中理念层面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则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对于西学的态度，正如方勇先生所说，我们应该“以独立的姿态坦然面对”。我们应该了解西学、学习西学、借鉴西学，但它们决不是金科玉律。西学具有深厚的学术渊源、严密的逻辑推理、完善的学科体系，这是毋庸置疑的；西学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熠熠生辉的人生理念，这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若强行“拿来”，主张全盘西化，在中国是没有出路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笔者老家在农村，那里的农民依然使用阴历、依然根据二十四节气安排农时。记得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在节目开头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播报阳历的日期，取消了阴历日期的播报（后来又予以恢复），阴历就真的不合时宜、不能与世界接轨吗？一些学者亦然，借用西方的一些时髦的理论来开展自己的学术研究，结果也只是使橘为枳罢了。近些年来，中国学术研究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一些学者逐渐从浮躁的心态中走了出来，开始向中国学术传统回归，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笔者觉得，作为中国人，应该首先实实在在地做好“中国人”。在笔者想来，即便是在无数年以后，这个世界上的人也不可能都成为“美国人”。自然生态讲究多样性，人类文化生态亦然。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要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新子学”的构想即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从子学的源头入手，立足当下社会，深入挖掘子学（中国文化理念层面）中合理的、有价值的成分，建构适合中国人的新文化体系，实在是中国学人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弘扬“新子学”。

　　总之，学术的发展总是由破而立，中国学术经历了一百余年的痛苦的“破”的过程，现在该到了“立”的阶段了。在方勇先生倡导“新子学”之际，笔者在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呐喊几声，虽人微言轻，亦略尽匹夫之责。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